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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事件指极其罕见，但一旦发生影响极其巨大、完全颠覆长期历史经验而事前却根本无法预测的重大事件。

“灰犀牛“事件指我们本来应该看到但却没看到的危险，或者是我们有意忽视了的危险。

去年读这两本书，只是从经济、金融风险的角度想“黑天鹅”和“灰犀牛”会是什么，没想到比经济金融危机更可怕的是传染疫病。

《灰犀牛》成书在后，所以书里多次提到了《黑天鹅》，将“灰犀牛”和“黑天鹅”风险进行了对比。这两本书挺相映成趣的。共同点是其实核心观点很简单，用了一堆理论和例子来阐述观点，还好选的例子多数挺有意思，看作者分析的思路也还是有启发。我的最大感受是，其实哪有什么真正的“黑天鹅”，都是“灰犀牛”。《灰犀牛》比《黑天鹅》写得更实用、有指导意义，也更为全面和辩证。《黑天鹅》在提倡一种怀疑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方面也有价值。

一、写作目的和研究意义

当然是为了提示如何预防“黑天鹅”和“灰犀牛”风险。

《黑天鹅》矛盾的地方在于作者认为黑天鹅难以难测，但如果真无法预测那岂不是没法提前防范了吗。这书风格挺神奇，展现了作者是一个特立独行、思考独到的人。比如虚构的叶夫根尼娅的故事，贯穿好几章，将虚构故事和他想说明的道理揉和在一起，似乎很少有人以这种半文学的写法来写这种经济类的书。感觉作者颇为自恋，充斥着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道。

他一开篇就定义黑天鹅的特征“稀有性、极大的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书的副标题也是“不可预知的未来”。他举了一个火鸡被喂食然后被屠宰的例子，写道“从火鸡的角度，第1001天没有喂食是黑天鹅事件，从屠宰者的角度却不是，因为这不是意料之外的。由此你可以看到，黑天鹅现象是笨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它与你的预期有关。你认识到，你可以通过科学或者通过开放思想消除黑天鹅现象（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人一样，你可以运用科学制造黑天鹅现象，也就是让人们相信黑天鹅现象不可能发生，于是科学就把普通公民变成了笨人。”那和他说黑天鹅的事后（而不是事前）可预测性有矛盾。

结合《灰犀牛》，一切风险在预测到的人看来是“灰犀牛”，在没预测到的人看来是“黑天鹅”。比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开头都说是“黑天鹅”，还有个着名的“为什么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问题。其实国际组织、经济学家有预判到的（滨惭贵和叠滨厂在危机发生前，不断发出警告），采取了正确行动获利的投资者也不少。学者中比较公认的有“末日博士”鲁比尼，投资者有塔勒布、达利欧、索罗斯和《大空头》里做空次贷资产的人。《灰犀牛》中写到了很多专家提示次贷风险，“众多的投资者，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机构的，都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及时采取了行动，然后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其他一些人从本次金融风暴中牟取了暴利。据我们现在所知，高盛集团通过它从美国国际保险集团手中购得的衍生合同，在抵押贷款上赌了一把。它甚至拿出保险金在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倒闭问题上押了大注，因为它也看到了即将发生的金融风暴。金融风暴后，为数众多的法律诉讼案件也说明：当时有多少公司看到金融风暴即将发生并且做空了它们正在销售给客户的证券。”

在《黑天鹅》新版补充的后记中塔勒布也写道“下面我简要讨论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发生于《黑天鹅》出版之后，它绝对不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而只是许多体系建立在对于黑天鹅事件的无知之上——而且拒绝承认黑天鹅事件而形成的脆弱性导致的结果。）”

《灰犀牛》指出各类组织中，特别是领导者们，普遍存在的对风险的视而不见或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很多导致我们犯错的动因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过于急功近利、目光短浅、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对风险的低估甚至是误判。结果，无论世界上的预警系统设计得多么精良，也无论它的声音是多么的惊天动地，我们都不能真正指望它去唤醒我们的领导者们，去促使他们做自己该做的事。很多时候，我们承认危机预警准确无误，但是我们仍然会按兵不动，直到大祸临头，有时甚至是直到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我们才会幡然悔悟。”“所有灾难的发生，不是因为发生之前的征兆过于隐蔽，而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大意和应对措施不力。大多数的个人和组织都没能做到积极有效地应对巨大的潜在危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转变思想，早早地发现远处的灰犀牛类事件，在成功概率大的时候，就早做准备和预防”，

当然，面对危机决策是非常困难的：“选择正确的时间节点。无论是行动太早，还是行动太晚，都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虽然我们太早行动的可能性很小，太晚行动的可能性很大）。在分析是该行动，还是该等待的时候，要考虑机会成本的问题。”“太早地对潜在灾难威胁或者机遇做出回应和预防，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考虑到危机到来时间的不确定性和可利用资源的局限性，从横冲直撞的灰犀牛中找出最先攻击的那一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作者提出的防范危机的途径首要一条就是“要重新认识体制。我们自己早期建立的体制会阻碍我们如今适时、高效地防范危机，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我们的政治和金融体制都是建立在金融动机和社会动机基础上的，而且是着眼于当下的。结果，在时间和资源上，我们都没有做任何的长期投入。所以，我们无法走到灾难的前面去防患于未然。”

对潜在威胁作出预防受到批评的事例，米歇尔举了一个加拿大卡尔加里市2012年耗资4700万美元修建了一个标准极高的应急指挥中心的例子，建成后招致公众各种批评诟病。而2013年就发生了加拿大史上损失最大的洪涝灾害（直接损失60亿美元），指挥中心发挥了作用，再也没有人质疑它了。不过如果几年不发生大灾，估计要一直被质疑下去。还有1999年各国对计算机“千年虫”问题如临大敌，书中说花了4000亿美元去处理，到事后也不清楚是否各国反应过度还是正因为重视才没出现问题。

二、对于流行性疾病

《灰犀牛》书里列举了各种灰犀牛式风险，不仅有不可持续的国家债务、颠覆性科技、气候变暖，还有“另一个全球范围的潜在威胁是流行疾病，其大范围暴发的警示日益频繁地出现，让人们明白自己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全球范围的流行性疾病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

书里有一节“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吗”。对非洲来说，“埃博拉病毒危机的爆发和许多其他的灰犀牛式危机的爆发是一样的，都始自人们的抵触否认和拖延怠慢。对人们应对行动的评判就更加复杂了。问题的根源在于非洲根本没有有效的健康医疗体系。导致埃博拉病毒暴发流行的原因不仅仅是医学界要挑战的难题：行政管理问题；颠倒的奖惩制度；不合理的资源配置；疾病监测应对机制的失败；先是受惰性阻碍、后是受恐惧支配的决策过程；基层组织到国际机构的匮乏。需要向惊恐万分的人们解释“这不是人为制造的病毒，不是政府屠杀你们的阴谋，不是非政府组织的牟利行为”。“2014年年末，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埃博拉病毒给非洲西部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大概是3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损失来自贸易和经济活动，同时，一万多的死亡人数造成的人口损失还仅仅是个开始。据估计，如果事前建立一个疾病防控体系，其费用仅仅会是事后处理灾难时全部费用的一半。”“我们的选择本来不应该只停留在‘事后花费重金补救’和‘事前任其发展’之间，但是事情往往都是会发展到这一步，因为我们的决策机制只有到了大难临头的时刻才会运转起来。”

对美国来说，“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流感疫情很好地证明了‘情绪’是如何左右我们决策的。因为埃博拉病毒是新出现的疫情，所以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媒体大肆报道渲染，最终制造了歇斯底里的局面。社交媒体，大部分是在片面和错误信息的驱动下，造成埃博拉病毒引起的恐慌蔓延成灾。但是，真正对美国人构成生存威胁的不是埃博拉病毒，而是典型的流感。根据美国疾病防御和控制中心估计，只有40%的美国人接受了流感疫苗注射。”可后面又写了“通常，疫苗的有效率在60%-70%。但是，在2014年到2015年间，流行的流感病毒株发生变异的速度很快，流感疫苗的有效率只有23%左右。”那打了疫苗看来作用也有限啊。

“6000万人感染，1.2万人丧命，美国2009大瘟疫启示录”一文中写“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迪克斯堡的一个陆军新兵感染了流感病毒。从基因上分析，这是1918年贬1狈1病毒的变种。由于担心灾难重现，恐慌的福特政府做了最坏的打算，下令启动大规模免疫计划，全国高达4000万人接种了疫苗。事后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病毒神秘地消失了。最终，只有200人感染，1人死亡。讽刺的是，那些仓促接种了疫苗的人，有很多出现不良反应，25人因此丧命。”这就是防范过度的风险。但不到事后，很难评估是否行动太早或太晚、不力或过度。

这次新冠肺炎，也是大家都觉得是“黑天鹅”，但看看历史才发现，原来传染病和经济金融危机一样是“灰犀牛”。时不时就会爆发，只是何时爆发更难以预测（不像经济金融危机还有些预警指标），但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防疫机制体系随时可以响应。

所有人都在遗憾防范对新冠肺炎没有“在成功概率大的时候，就早做准备和预防”。如果武汉早公开信息早采取措施，肯定能更好地控制疫情。但是，当时该如何应对更为恰当?让民众戴口罩、少聚集、注意防范肯定有必要，但要采取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封城?不封城可能难以阻止扩散，但当后果还没充分显现时能下决心封城吗?现在除了湖北，其他疫情尚不严重的地方，是应该适当恢复生产，还是仍应或更严格地停工、隔离?危机面前，决策在两难中权衡，殊为不易。

叁、对于预测

《黑天鹅》对所谓专家的预测是持比较否定的态度的。塔勒布不信什么专家。他认为“在受到黑天鹅事件影响的环境中，我们没有预测能力，并且对这种状况是无知的，这意味着虽然某些专业人士自认为是专家，但其实不然。尽管他们有经验和数据，但他们并不比普通大众更了解相关问题，只是更善于阐述而已，甚至只是更善于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把你弄晕而已。”“我的梦想是实现一个真正的理想国——一个没有专家错误、预测错误、骄傲浮躁的社会。”这个梦想也太不现实了。

塔勒布通过逻辑分析和援引他人研究说明准确预测的不可能，特别是引用泰洛克作的一个对于预测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人拥有博士学位或学士学位是没有区别的。发表文章众多的教授相对于记者没有任何优势。泰洛克发现的唯一正常的事实就是名望对预测的消极影响：拥有高度名望的人比没有名望的人预测得更糟糕。”看到这不禁失笑。不过，这个实证研究毕竟范围有限，是否有名的人比没有名气的人预测得更糟，也取决于选择的样本吧。我认为总体来看有名望的人的水平，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深度还是超过一般人的。但他们是否就能预测得更准确就不好说了。有些有名望的人是浪得大名，或者在有了名声（对某个专业问题确实研究得很好）之后膨胀，在不熟悉的领域也随便指点江山，或为某种利益而发声，或者“语不惊人死不休”。塔勒布在分析了为何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之后说，“假如你抛弃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的想法，你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只要你记住预测的局限性。知道你无法预测，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中获益。”他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通过杠铃策略（把一定比例的钱投入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余下的10%-15%投入极具投机性的赌博中）获取收益，不要寻找精确和局部的东西，把精力放在作准备而不是预测上。建议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对预测的追求不就是要从预测中获益吗。

《灰犀牛》则对预测较为正面。米歇尔也列举了对预测的不同看法，例如2013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金·法玛和罗伯特·席勒对预测的观点就相反。“这些对于人类预测能力的观点虽然相互矛盾，但提高了我们越过抵触否认阶段、正确应对灰犀牛危机的能力。如果我们不具备成功预测危机的可能性和能力，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应对危机”。书里写了一个连续34年（1985-2019年）每年1月发表年度意外事件列表（Ten Surprises List）的人——黑石副董事长拜伦?韦恩（Byron Wien）。作者说“他的预测列表是我每年最愿意读到的信息之一，因为他给我们一种全新的理念——挑战传统智慧。拜伦·韦恩预测十大惊险事件列表的价值在于他能找出人们的共识并且改变它。通过对流行观点的质疑，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就摆在我们面前却未被发现的可能性，多数时候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睁开眼睛或是与大众背道而驰。拜伦·韦恩是一个灰犀牛式的思想者：他愿意挑战传统智慧，彻底分析一个事件是否会发生，何时会发生，以及意味着什么。”我查了一下韦恩2019年1月发布的2019年预言，第一条说因为世界经济走弱，美联储停止加息。这对了。第六条说英国3月29日达不成脱欧协议，梅姨认为换领导也不能更有帮助，因此还继续留任。前半句预测对了，后半句错了。

从预测帮助我们思考的角度，专家的预测还是有价值的，只是不能全然相信专家的预测。最好是要有系统性的学习建立自己的思考框架，同时参考不同观点的专家意见，形成自己的判断。

四、灰犀牛式危机的类型

“灰犀牛式危机的分类会是怎样的呢？危机一：人们广泛认可它的存在和危险性，而且很清楚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就是在谈及行动时心不在焉；危机二：是一种真正的危机，或者说是隐藏得更深的危机，是一种本质上的危机；危机叁：人们广泛认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所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合适；危机四：新出现的危机，它的存在让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危机五：根本解除不了的危机，其所造成的损失是由于我们不肯放手那些不可能的事情或是过时的事情。”

对中国来说，宏观杠杆率高的风险是灰犀牛之一，它属于哪一种呢?近似于“人们广泛认识到它的存在，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它，所有的解决方案看起来都不太合适”，有人还总结出“金融政策不可能叁角”，指以下叁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获得：1、去杠杆；2、实体经济融资顺畅；3、金融机构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新型肺炎疫情，则属于四，“新出现的危机，它的存在让之前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和它相比，以前我们担心的经济金融风险似乎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它又加剧了原来的风险。比如上面说的高杠杆率问题，中国的公司杠杆率本来就在世界上位居前列，在风险面前较为脆弱，这一意外的风险让高杠杆的风险更加严峻了。解决办法只能是政府加杠杆。2019年6月末，日本的政府杠杆率全球最高，204%，美国96%，欧元区86%，中国52%。政府还是有加杠杆的空间，只能财政出钱保公司稳民生，以时间换空间了。日本政府杠杆率那么高，不是照样也能过下去（当然日本有一些特殊情况，以内债为主，债务利率低等，一些利率高、外债多的发展中国家是扛不住这么高的政府杠杆率的）。

五、危机的应对和解决

《灰犀牛》书中对灰犀牛性质的风险事件实践发展的五个阶段概括得很有普遍性。很多话值得摘录：

第一个阶段是“否认”阶段（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犀牛群？为什么我们不能避开它们的奔袭路线?）。“人类本性、政府体制和社会体制都在力求维护现状以及人们对未来的美好预期”，‘否认’情绪是许多灾难之前和之后一种最普遍的现象。”卡珊德拉，或者王小波写的花剌子模信使，总是不受欢迎的。“人们宁愿和大家一起犯错，也不愿成为唯一正确的那个人。”大家都很容易成为“乌合之众”。

第二个阶段是“得过且过”阶段（为什么我们已经看到犀牛群冲来却仍然不躲避）。即想方设法把问题推给将来。“错误的思想动机和对个人利益的误判会极大地助长我们抗拒行动的自然天性。”泛大西洋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谢尔曼国际工商学院前院长弗兰克·布朗在回答“在不同国家发现和应对各种危机的过程中，文化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不会因为文化障碍，于是不同程度地否认危机的存在？”时指出：主要问题不是文化本身，而是决策时文化对决策群体的影响。群体成员越是多样，其决策就越好。一个一致的、等级严格的团体不可能像其他团体那样有效地应对机遇和挑战。经济学者诺瑞娜·赫尔茨写道“无数的实验和研究表明：当积极鼓励团队成员公开表达他们的不同观点时，他们不仅会分享更多的信息，而且会更加系统地思考，从一个更加平衡而不是偏激的角度看待问题。”“刻意促成人们去无视危险的另外一种手段是篡改数据。”各国政府都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比如“2010年，当世界知道希腊一直在通过高盛掩盖其真实的债务负担时，希腊的金融危机就更是雪上加霜了。”“为了掩饰2001年债务拖欠之后的经济问题，阿根廷政府开始采用强硬手段操纵经济数据。更为惊人的是，政府威胁会罚款或起诉任何敢于公开统计数据的独立经济学家。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截至2012年2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宣布，在其经济指数报表中，不再采用曾经受人尊敬的阿根廷政府的统计数据。”因上，为了防范风险，“要建立一个适当的体系，让它能在事故发生的时候拉响警报。为此，方式之一就是要确立一个奖励机制，奖励那些机警的人、发现问题的人。”

第叁个阶段是“犹豫不决”阶段（解决方案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各种方案都各有利弊，决策陷入两难。《灰犀牛》中写道，“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当它们试图在通货膨胀和泡沫、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这两个完全对立的灰犀牛式危机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它们保持太长时间的低利率，就会使得资产泡沫膨胀，结果会使资产泡沫破裂而制造更大的经济危机（例如21世纪早期的情况）。另外，如果它们过早、过快地提高利率，就会提高窒息经济复苏的风险，增加通货紧缩的压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比通货膨胀更大的危险。它们会加重政府预算赤字，因为它们提高了政府清偿到期债务时的成本。两种选择都有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且都有很高的风险，没有任何可以犯错的空间。但是在一个真空状态下讨论金融政策问题，就好像这是唯一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的途径，这就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把决定利率决策的关键经济问题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或者联系其他的能更加准确地刺破经济泡沫的方法，比生硬的利率手段更好的方法。这个原则适用于国家债务问题，或者适用于许多其他经济决策的难题：如果你能从其他的、相关的因素角度出发看待问题，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的确，如果只从金融角度看问题，加杠杆和去杠杆的难题可能无解。怎么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效才是关键，才能逐渐化解风险。

第四个阶段是“恐慌”阶段（灾难迫近时的决策）。在该阶段的表现完全取决于我们之前所做准备工作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对于不同类型危机的见证次数和我们在历次同类型危机中的表现；取决于我们有机会思考自己可能获得的机会时表现如何；取决于在我们“得过且过”和“犹豫不决”两个阶段里，浪费了多少机会，或者说还剩下多少机会可供我们利用。

第五个阶段是“行动”阶段（顿悟之时）。到了你开始行动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错过最佳行动时机，但是，现在开始胜过下一刻开始。作者提了几个行动的建议：测量。记录问题的程度级别，能让我们更好地找到应对的准确办法。分而治之。如果你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那么就应该选择你能解决的那一部分。同理，你应该把决策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详细的、有效的单元——国家中的州、州中的一个城市、整个行业中的一个公司、整个公司中的一个部门。把危机定义成机遇。我们的认知倾向会驱动我们对有利可图的事情开展行动，即我们不会单纯为了避免问题的发生而采取行动。总是要有一些戏剧性事件才能促使人们行动。但是有时候，一点点改变，就能取得重大的成功。

“多数情况下，灰犀牛看起来是潜在的危机，但更多时候，它们都是中性的事件：一个好和坏的综合体，其结果完全取决于你的认知角度和发现机会为自己牟利的能力。”米歇尔举了很多从危机中发现机会的例子。本次疫情同样带来一些变化和商机，比如线上办公软件的大规模使用。

米歇尔指出，遭受灾难打击和成功躲过灾难，这之间的区别有战略部署、领导才能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原因和运气的原因。的确，有时运气也很重要。不管危机怎么结束的，危机都是“一次不可浪费的机遇”。

原来读的时候，我联想的全都是中国的经济问题。现在看，代入的全是应对新冠肺炎的过程……

六、西方民主体制下的问题和共性的问题

我们对于政府在防范风险和应对危机中的表现抱怨和诟病很多。但在西方民主体制下也不可能完美，各有各的问题。

《灰犀牛》作者指出，“在乱糟糟的民主体制内，一个少部分人的团体只要经过一番谋划，就能够颠覆大多数人的意愿。民主体制也很难做好调和利益冲突的工作”。

《灰犀牛》批判了民主政府在投入基建决策上的困难，明明看到了基建不足的风险却行动迟缓，因基建不足导致的显性和潜在损失很严重。“2015年1月，高盛的一位经济学家亚力克·菲利普斯在一份给客户们的备忘录中警告说：美国的最大经济风险是其不断老化的基础设施，但是改善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特朗普决心要投入基建也没错。而中国的体制下，对基建投入，我们担心的是过多而不是过少，过于依赖基建投入的刺激，造成负债过多和设施利用率不高。

还有一些问题是人性的共性问题。“包括最司空见惯的拖延症；对于敲响警钟的文化禁忌；我们渴望非常正面的成果，无视可能的负面结果；集体意识，或者是对流行权威和学说的不断强化，无视对我们逐渐认可的理论可能会构成威胁的各种信息。”

所以很难做到未雨绸缪。“我们都明白，越早着手，就越容易解决问题，而且成本越小：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这样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医学之父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一分的预防远胜于十分的治疗。”米歇尔举了各国都有这意思的名言谚语。“这些格言虽然在理论表达上堪称完美，但总是不能被付诸实践。在影响我们思想和行为的那些人类劣根性里面，惯性是强大的一个，能阻止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行动模式。”“无论我们曾有多么美好的初衷，多数情况下，我们面临灾难威胁所采取的行动，都发生在已经避无可避而且成本最高的时候。”另一方面有些灾害到来的影响之大超过预期。“很多时候，无论做多少准备工作都是远远不够的。”

有的领导者睁着眼睛说瞎话也屡见不鲜。比如2013年，格林斯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还说，“所有的着名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都没看到这场即将发生的灾难。这是典型的为自己推脱责任。

七、一点思考

新冠疫情下，现在所有人都是难熬的，不知何时才能过去。不过，也不要太过恐慌。汇丰银行亚太区前主席艾尔敦说：“每一代人最大的自欺欺人就是认为他们经历的是最艰难的时期，而过去时代面临的困难都要相对容易。”因为当下的困难总是感受更为强烈。比如口罩的短缺。有的人惊讶于以中国的制造能力，不是什么都过剩，怎么还会短缺。这并不是平常的生活必需品，平常的需求量和现在完全不能比。而中国人连生活必需品都不能敞开供应的时代其实也并不久远。比如粮票，1993年国务院《对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自当年4月1日起取消粮票和油票，实行粮油商品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历程的粮票、油票等各种票证才退出历史舞台。我们大多数人，的确没经历过什么大风浪。危机确实会造成不少严重的后果，积极应对的同时，也需乐观淡定，减少不必要的恐慌焦虑。

在应对危机中，大家看到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对失当容易失望，以为如果在其他国家会应对得更好。《灰犀牛》揭示了这可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有体制机制的问题，也有人性弱点的问题，甚至个人能力的问题。各省同样的体制机制下，表现出来的应对水平差异极大。人，是主观能动性最大的变量。人类社会也是在各种惨痛教训之后，慢慢吸取教训而改进，变得比以往的社会更为文明进步。但愿这次也是一个中国完善社会治理、再出发的契机。